今年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逝世50周年。
海德格尔也许是二十世纪最复杂的哲学家之一。一方面，他仿佛是哲学世界中一位“隐秘的国王”,敏锐洞察了西方哲学传统所面临的危机，看到了现代人的意义世界正在逐渐失落。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虚无主义倾向使他在纳粹统治时期做出了极为令人失望的政治选择。正是这些彼此冲突的侧面，共同构成了海德格尔真正的深度。理解海德格尔，恰恰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面对他的“光”与“影”。
今天，当人文主义似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衰落，当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开始使我们怀疑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时，海德格尔反而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当机器开始能够阅读、写作、推理、创造，甚至以越来越接近人的方式与我们交谈时，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什么才是人？人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并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当技术成为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够以其他方式理解自身。也许，只有重新走近这位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听见那个从二十世纪的思想旷野中传来的声音——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4日专题《海德格尔的光与影》B04-B05版。
B01「主题」海德格尔的光与影
B02-B03「主题」海德格尔与欧洲哲学传统|人性的限度与世界的宽度
B04-B05「主题」叙拉古来的哲学家 虚无主义者海德格尔
B06-B07「文学」志怪：在知识史的烛照下
B08「中文学术文摘」教育和视觉文化研究两则
撰文｜郝苑
作为二十世纪最声名显赫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与德国纳粹的复杂关系及其引发的巨大争议，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其哲学思想与精神品质的理解和评价。
卡尔·洛维特在弗莱堡学习哲学时师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海德格尔的精神驱力具有一种“令余者黯然失色”的“灼人强度与莫测深度”，但他作为海德格尔的同时代人，也无比痛心地见证了自己敬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声名狼藉的言行。洛维特丝毫无意于全盘否定海德格尔卓越的哲学贡献与敏锐的思想洞识，他更关注于这样一个面向事情本身的问题：拥有如此高深的哲学智慧的海德格尔，何以无法有力抵御狂热政治运动的裹挟与诱惑，从而走上饱受争议的哲学迷途？
在洛维特看来，尽管海德格尔致力于在他的哲学沉思中克服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但他的哲学思想隐秘蕴含了一种颇为致命的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主义深深影响了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期间做出的诸多颇具争议的决断。
虚无主义的根源
“被抛性”（Geworfen⁃heit）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克服虚无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由于这个概念先前似乎从未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海德格尔生造的形而上学术语。然而，根据汉斯·约纳斯的考证，“被抛性”并非海德格尔的哲学原创，而是可以追溯到诺斯替主义这个古老的宗教异端。
诺斯替主义始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是两希文明与印度文明在宗教、哲学、科学等多个层面上交融的产物。亚历山大的征战所造成的政治动荡，粉碎了各地民众的精神支柱，而由暴力和阴谋缔造的新帝国破坏了各个民族与地区的有生力量。孤立的权力顶峰由于短视而抽干了自我更新的潜能，无法获益于任何可能来自社会底层的重返青春的活力，因而常常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之中。民众无力抗拒专断权力的残酷统治，他们“习惯于被动接受每一个随着王朝交替而来的新主子”，“中央权力的宿命对于臣服的人民来说乃是无可争议的命运，他们只是被抛进这些浩劫”。伴随着这种政治淡漠的是“文化上的停滞”，古老文明中心在延续了几千年之后，“只留下僵化传统的惰性”。对于充满理想与信仰的人来说，所有这一切不啻为压制与束缚自己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囚牢。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和文化氛围下，诺斯替主义者用希腊哲学的术语重新解释了基督教教义，编织出一种虽被正统神学斥为异端，却在各阶层民众中激起广泛共鸣的神话故事：真正的创世神德穆革（Demiurge）的智慧苏菲亚（Sophia）在创造宇宙之后，迷失于自己所造的虚空与黑暗之中。一个盲目而傲慢的魔鬼借机篡夺了神的位置，尽管它自封为至高无上者，但它与它所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错谬与无知的产物。这个邪恶的统治者伙同它的爪牙，在宇宙中打造了一座巨大的监狱，而地球这个人类生活的场所是它最里层的牢房。人类原本拥有源自星层的灵魂，包围在灵魂之中的是灵，即“普纽玛”（pneuma），是从上界降落到世界上来的神圣质料。普纽玛可以引导人类逃离这座监狱，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乡，赢得自由和尊严。为了更好地奴役人类，邪恶的宇宙统治者在这座监狱的各个层面都设置了大量致力于思想改造和精神操控的守卫，以便将其专制统治打造成绝对支配人类被抛境况的普遍命运“黑玛门尼”（heimarmene）。
按照这种理解，灵性的人是“从神性的世界流落到这个世界的异乡人”。凡俗世界的自然规律、道德律法乃至肉体欲望，都是为了迷惑他们的心智和束缚他们的灵魂而设置的囚牢，因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经常会有一种异乡人无家可归的疏离感。诺斯替主义就是要用“我们是谁，现在成了什么；我们本来在何方，现在被抛到了何方；我们将要奔向何方，从何处被解救出来”这样救赎性的知识，把普纽玛从世俗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进而教导他们超越这个监狱并获得新生的种种智慧。
在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下，凡俗世界的知识、道德和信仰被视为束缚灵魂和生命的监禁手段，因而很容易激发信徒对被抛境况下盛行的科学、理性、道德和信仰采纳一种彻底不信任的虚无主义态度。倘若他们又受到某种宣扬世俗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的蛊惑，就往往会在现实世界中酝酿出灾难性的后果。
在沃格林看来，这种末世论将原本属于神的使命转嫁到人神之上，将基督教的至善观念内在化，它废黜了末世理想在超验存在的神圣起源，转而将希望完全寄托到内在于人类行动王国的存在秩序。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颂扬不受理性、道德和信仰约束的人神的全能意志的虚无主义，因而对持有类似虚无态度的诺斯替主义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两种异端信仰经过恰当融合，就可以孕育出一种影响深远的末世论版本的虚无主义。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虚无主义非但无法解决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反而会让狂热信徒在伪装成救世主的敌基督的煽动下，为了创立他们理想中的新世界而做出各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从而进一步加剧虚无主义的危机。沃格林发现，这种末世论的虚无主义不仅在中世纪的欧洲制造了为数不少的政治灾难，而且还深远影响了诸多狂热的现代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成为西方现代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德格尔的思辨在这种末世论虚无主义的历史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在构造封闭的存在过程中切断了“内在世界与超验世界存在的联系”，拒绝承认古希腊哲学家让灵魂参与超验存在的实质性事件。在他所倡导的拯救中，“存在的权力取代了上帝的权力，存在的来临取代了基督的来临”，归根结底，“海德格尔的存在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确定内容”，他关于此在与救赎的哲学叙事只不过在反复暗示，“我们必须向他正在到来的权力臣服”。
《海德格尔与欧洲虚无主义》
作者：（德）卡尔·洛维特
译者：李昀 丁柏予
版本：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2026年1月
末世的狂热
洛维特相信，让海德格尔走上哲学迷途的恰恰就是这种终末论的虚无主义。正如尼采所言，“隐秘神学”支配着德国哲学史的发展，而海德格尔的思想之所以得到众多信徒的迷恋，主要基于“其中蕴含的具有纪元性终末论意识的宗教底色”。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许多原本笃信基督教的人为了这个宣告而感到惶惶不安，因为他们的思想“跟不上尼采的无神论转向”，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则为他们提供了传统信仰的替代品。基础存在论所揭示的本真存在不仅超越了诸存在者，而且仿佛未知之神，在出场与缺席中栖居并“本质化”自身的真理。海德格尔关于未知之神的信仰固然缺乏明确教义，但这更加让“那些不再信仰基督教却渴求宗教的人趋之若鹜”。
海德格尔以预言圣灵降临的先知口吻告诉他的信徒，“西方历史的基本运动即虚无主义，它在当前的世界－历史时刻，显现为以现代技术为载体的权力意志支配”。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思维赖以奠基的理论表象与技术生产，是主体性堕入相应客体性的沉沦，更是无条件的对象化的堕落”。因此，作为被抛入此的有限存在者，人类“总是早已在存在论层面先行被预设”，“真理的存在与实存的此在共生共灭……而真理仅当此在存在时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海德格尔清除了西方哲学中的基督教残余，即“永恒真理”，并将之作为哲学家集体信仰却又无法合法化的“虚妄之辞”，“真理本质上是有限的、时间性的和历史性的”。此在被抛境况中要真正把握到存在的真理，“必须将存在真理从逻各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性中拯救出来”，告别既往的理性本质，将死亡决断性地先行带入生存，将生存推入其有限性，向实存揭示其本质“处境”，并最终接纳“存在的天命”的可能性。
《雾海上的旅人》（卡斯帕·弗里德里希，1818年）。
所谓“存在的天命”，就是西方形而上学史遗忘存在，并被以现代技术为载体的权力意志支配的历史进程，该进程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事件”，它决定了此在被抛入的整个西方文明“归于虚无，堕入腐化”的宿命。但海德格尔暗示，这种腐化过程的最后结局并不意味着彻底毁灭，而是意味着技术生产的“世界暗夜”将由“最后之神”开启“另一个开端”。海德格尔相信，自己作为“贫乏时代”的思想家，被抛入时代的双重匮乏之中：“已逝的诸神早已不在，未来之神尚未到来。”而他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史的“暴力阐释”，超越歌德式的“流俗世界主义”，并以先知的口吻言说已被遗忘的“存在真理的律令”，让其信徒相信“他的存在之思乃天命的遣送”，进而开辟“林中空地”，为“最后之神”的“降临”做好充分准备。
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明确表示，“最后之神”这个完全不同的神“对立于曾在的诸神，尤其对立于基督教的上帝”。“最后之神并不是终结，而是我们的历史不可估量的可能性的另一开端”，对于最后之神的降临，“我们必须提供对其本质性的基本态度的转型，使之进行过渡和期备之中”。然而，海德格尔就像诺斯替主义者一样，对他被抛入的那个生存处境中普世性的理性传统、道德传统和信仰传统充满了怀疑和敌视，进而彻底否定超验秩序和永恒真理的存在。因此在这个过渡和期备的过程中，他轻易就会被那些蕴含丰富的血脉要素和地缘要素的“人神”的全能意志所吸引和诱惑，并将之作为开启人类文明“另一个开端”的“最后之神”而加以狂热地推崇与膜拜。
海德格尔断言，在强势的存在天命发生之际，在新开端降临之时，此在就要做出本真的决断。但洛维特指出，这种决断既缺乏柏拉图对原初正义的关切，又不受任何超验信仰和道德的约束，因而具有“彻底的机缘性”。也就是说，此在仅仅为了让自身避免堕入麻木而根据需要制造敌人，结果就让自己的决断沦为一种并非基于政治事实的空洞决断，其逻辑终点“只剩下超越一切领域、质疑一切领域的战争，这就是对虚无或死亡的准备，或者为永远不知餍足的帝国献身”。洛维特提醒人们注意，“常有极具决断力的个体投身于微末、不足牺牲，却要求其展现命运性与决断性的事业”。
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的是，海德格尔支持赤裸决断性的“决断激情广受追捧”，这是因为他“不爱通衢大道”，善于运用“迂回战术”，借助“存在的天命”给伪救世主正名，“还为其披上了存在历史的外衣”，这一切都可悲地“为希特勒的掌权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并未真正克服欧洲虚无主义，反倒以隐曲的方式将这种末世的狂热动员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批判性继承的遗产
可以想见，海德格尔的忠实信徒根本不会认同洛维特的这个批判，他们经常指出，海德格尔正面论述末世论的文字仅仅占据其著作很小一部分篇幅，不能据此“以偏概全”地将海德格尔的哲学等同于虚无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是高贵的智识思想，不应当以一种政治化的流俗视角加以解读和批评。然而，致命的电脑病毒在电脑的所有程序中不过是几行代码，却可以让整个系统彻底崩溃；致命的恶性肿瘤刚发现时在整个身体中不过是占比极少的癌变细胞，若放任不管就会让病人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蕴含于海德格尔庞大哲学体系中的末世论虚无主义拥有极强的侵蚀性和操控力量，其危害性不会因为有限的体量而显得无足轻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海德格尔的忠实门徒极力谴责将海德格尔的哲学政治化的做法，但第一个将其哲学思想加以政治化的，恰恰就是在末世狂热支配下的海德格尔本人。
马克斯·韦伯早就意识到被末世论支配的讲坛先知的深远危害。他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指出，“假如老师感受到召唤，觉得应该介入世界观或党派意见之间的斗争，就应该让他到生活的市场上去活动：报纸、公开集会、社团，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课堂是一个听众无法平等反驳的教学场合，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境下表现“勇气”和“信念”，实在过于廉价和不负责任。韦伯深信，在课堂上努力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绝对无法在世上硬逼出一个先知或救世主来。这类教授的刻意表演，结果只是使年轻一辈无法认识到，他们之中许多人所渴求的先知并不存在。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况下，谋划宗教上的新力量，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在心灵意义上相似的怪物，惟其后果更恶劣。激进鼓吹末世论的讲坛先知，“只能产生狂热的宗派，永远无法造就真正的共同体”。1919年，洛维特有幸听过韦伯批判讲坛先知的著名演讲。韦伯结尾时诉求的拒绝追随虚妄先知的“责任伦理”对洛维特影响甚深。这或许是洛维特能对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进行冷静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洛维特早在日本任教期间就发表了反思与批判海德格尔虚无主义的作品，洛维特承认，“日本读者或许会惊讶于我对‘吾师’如此尖锐的公开批判”，但实际上这种批评不足为奇，因为“这正是欧洲精神根本的批判态度的具体表现。于我们而言，感恩与尖锐批判恩师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越是让我们受益的思想，我们越是要严格批判。原则上，批判恩师亦是批判自己，标志着学生的创新。谢林对费希特的激进批判、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均是如此”。
洛维特将这种批判精神追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柏拉图的古典哲学传统。尽管人们经常会把海德格尔的政治失足与柏拉图在叙拉古的失败进行简单类比，但洛维特认为，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抛弃了柏拉图对超越地缘和血脉的永恒真理以及正义城邦的深度关切，尤其是缺乏柏拉图对政治狂热的敏锐批判精神。柏拉图在哲学对话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人们之所以对哲学家留下恶劣的印象，是因为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打着哲学旗号沽名钓誉、煽动狂热的假爱好者，另一种是“眼睛盯着真理的真正的哲学家”，他们永远不愿苟同一个“假”字。“他们憎恶假，他们爱真”，“真理是他们时时处处要追随的领袖，否则他们就是和真正哲学毫无关系的江湖骗子”。
《重归本真》
作者：郝苑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
2026年9月
相较于那些将哲学仅仅作为政治投机手段的伪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是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哲学家尤其不能让自己迷醉于专断权力炮制的世俗荣耀的幻象，“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上，结果通常总是被当地水土所克服而失去本性那样，哲学的生长也是如此，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保不住自己的本性，而败坏变质了。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制度，那哲学确实是神物”，一旦哲学家热衷于攀附伪救世主的专断意志，那么他们的哲学就注定会沦为卑鄙无耻的精神操控。因此，真正的哲学家就应当像《泰阿泰德篇》中的苏格拉底那样坚信，“我的技艺最高明的地方就是通过各种考查，证明一位青年的思想产物是一个虚假的怪胎，还是包含生命和真理的直觉”，“对假胎就要引产，有人或许会觉得残忍，但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我不能容忍对谬误的默认和对真理的压迫”。这也就意味着，为了人类文明的稳健发展，哲学所要担负的一个重大使命恰恰是，理性批判和消解讲坛先知狂热兜售的虚无主义和末世神话。
一些读者或许会觉得，海德格尔的末世论在学院内的自由传播，无非就是影响了少数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与社会危害，但沃格林警告说：“群众运动并不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现象，群众与精英之间的差别也许并没有像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大……现代社会盛行的那些颠覆秩序的狂热政治运动，没有哪一种是以群众运动开始的，它们都源于知识分子和小群体，他们的本意是成为思想运动，却常常在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至少取得了政治性群众运动的成就，他们的理论和术语塑造了西方世界成千上百万人的思想。”可以说，历史上众多残忍血腥的政治动荡，其思想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知识分子层面的救世狂热。哲学如果失去了对自身潜在危险的警惕，就很容易从“爱智活动”堕落为“狂热分子的精神鸦片”。以史为鉴，就绝不能对这种末世论的狂热叙事放松警惕。
必须承认，时至今日，全球各地都存在着一些无限神化海德格尔的“永恒崇拜社团”。但正如托马斯·希恩指出，健全的海德格尔研究者既不会断然否定海德格尔的所有哲学贡献，也不会盲目加入这种崇拜社团，而是应当致力于学习“如何批判性地阅读他，包括他的生平和著作。这不是全盘接受他的哲学，而是从中筛选出哪些仍然有价值，哪些已经过时”。明智的研究者必定会认真考虑德里达的如下建议：批判性地重读海德格尔，要求“尽可能毫无保留地展现海德格尔的文本（包括著作和行为）与所有纳粹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深刻联系”，这甚至需要进一步批判性地审视海德格尔与那些以推进“民主”或建立新旧“世界秩序”为名来掩饰自身的纳粹主义之间的隐秘关联。
海德格尔。
尽管海德格尔对二十世纪的许多重要欧陆哲学家施加过深远的影响，但像卡尔·洛维特、沃格林、列维纳斯、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这样原创性的哲学家都不是护教式的辩护者，而是像汤姆·洛克莫尔所说的那样，通过批判性挪用（critical appropriation）的方式来继承海德格尔的哲学遗产。他们既不把海德格尔神化为“不可触碰的先知”，也不因政治污点而简单抛弃其全部遗产，而是在识别文本局限性与背景的前提下，有选择地提取有用元素，将之整合到自己的思想体系或哲学论证中。这些哲学家尤其严厉地批判了海德格尔哲学中蕴含的末世论虚无主义，以防某些反智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打着海德格尔的旗号，在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阅历的年轻人中间宣扬煽动仇恨与狂热的新救世神话。
尽管海德格尔确实做出了卓越的哲学贡献，但“哲学的自由远比对一位受人爱戴的思想家的盲从更重要”。在彼得·戈登看来，“倘若哲学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可取之处，那么它唯有按照阿多尔诺所说的那样，以其碎片的形式获得救赎，才能被审慎地吸收。在今日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哲学传统，与其说是一座巍然不倒的宏伟丰碑，不如说更像是一片废墟，我们可以在其中搜寻筛选，以期获得灵光一现的洞识。”而人们在其中可以获取的最有价值的洞识或许是，只有当海德格尔的某些所谓的忠实信徒透彻地意识到，千百年来被狂热分子颂扬不绝的末世神话乃是思想与文明最顽冥的敌人，这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克服海德格尔播撒在他们心中的救世诱惑而迷途知返。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文：郝苑；编辑：李永博 宫子；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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